1965年9月至1976年9月，学校处于惨遭破坏、动荡不宁的时期。

　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学校首当其冲，一下成为“重灾区”。一千多名学生和教师停课罢课，自发成立“红卫兵”组织，走上了街头，走进了工厂，奔赴北京，大搞串联闹革命。为人师表的教师被诬蔑为“臭老九”，具有深厚知识水平的教师被指责为“反动的学术权威”，遭到残酷的批斗，罚做“劳役”，用架子车拉煤扫厕所等，1968年4月，英语教师孙岱，经不起红卫兵揪斗，逃至民和车站附近，卧轨自杀。同年11月，老教师孙复兴因历史问题，经不起红卫兵的批斗，在煤房悬梁自尽。

　　“复课闹革命”后，各班红卫兵陆续回到校内，展开了夺权斗争，给校长戴上高帽子，挂上“走资派”的牌子。推上高台（用课桌垒成），进行批斗，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口鼻流血。还被拉到各班进行“轮斗”。当工宣队、军宣队进驻学校后，由于是“支左”，更使一大批师生遭到压抑，“红五类”的学生歧视打击“黑七类”的学生，教师中的红教兵和造反派，批判保守派，对一些教师还扣上“铁杆保皇派”的帽子。尤其在清理阶级队伍时，搞得相互猜疑，不敢交谈，人人自危，惶惶不安。当时就连守门工人，因又一般历史问题，畏惧批斗关押，离校出走，下落不明。当时，“阶级斗争”成为主课，《毛主席语录》和“老三篇”成为天天读的课本；教师难安心教学，学生都无心学习，当然也无教学质量可言。

　　原有的教学秩序被完全打乱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全被废除，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的活动。已代替了生动活泼的文体活动，加之体育设施和文艺器材，惨遭破坏，尤其是图书馆的经典著作、文学名著遭到了严重的洗劫，损失惨重。直接危害课外活动的开展。